华  生　

证券市场真诚的呵护人

——董辅礽先生与股市

    中国股市的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投资者一边，而是出在融资者和裁判员身上。裁判员吹偏哨，向着融资者一边倒，是投资者一损再损，股市价值中心不断下移的根源。裁判员如果一再误判，损害了球赛，他自己也要受到制裁。

    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离我们而去，他走得问心无愧，但他走得并不是了无牵挂。从他患病伊始到弥留之际，他还在研究和探讨中国证券市场面临的诸多问题，不时流露出对证券市场困境和出路的无尽揪心和期待。

热情的讴歌

    证券市场本来不是董辅礽先生研究的领域，但不料证券市场的争论却给先生带来最纷繁和最矛盾的毁誉，但先生一如既往，正道直行，忧心市场的困境，倾情市场的发展和成长，而毫不在意别人的有意无意的风言和中伤。

    先生自己多次说，他是由于后来参加立法的有关工作，才开始涉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写了一些并不太专门的文章，发表过一些意见。自知研究得不深。但在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草创期，特别是对于在我国是否应该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尚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有些意见还是应该反复讲的，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些主张和见解。”先生就是这样的谦虚、直白、执著和坦荡。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小平同志“大胆的闯、大胆的干，错了，关了就是了”的精神鼓舞下，产生的一块试验田。先生以其经济学大师的天才直觉，深知证券市场对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迅速加入到支持、呵护和扶植者的行列，自告奋勇地为初生的中国股市保驾护航。92年股票热潮初起，听说深圳市机关办公室里人们谈的都是股票买卖。先生宽容、爱护地说，要“给政府机关公务员一条出路。不然，廉政问题很难办。因为你不让他买，他就会变相地买，还不如开个正常渠道，让大家既买到股票，又安心工作。”先生说，“证券热潮说明，人们的金融意识在增强，这是件好事，但是风险意识却不足，这是缺少一种机制来引导”，需要建立专业的投资机构。先生敏锐地感觉到，“证券，特别是股票是要流通的，不流通就没有生命力，股票市场就不能称其为股票市场，通过股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就不达，这样也就失去了股份制改革的真正意义。……为了解决流通市场滞后的问题，我们应该形成一种机制，让公有股在市场流通。”先生在12年前的真知灼见，今天读起来，仍然不能不让我们动容。

    在90年初期，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发展证券市场，其问题和不规范可想而知。与一些人总是觉得股市搞得太早了，张嘴就教训证券市场从开始就不规范、年复一年喊着要打击投机、给股市挤泡沫的人不同，先生满心喜悦地关注着中国证券市场每一个学步和成长。他热情讴歌“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他兴奋地感到，深沪一带的人们“通过这几年的股市实践，对市场经济的知识学得很快，关于股市的运作几乎‘妇孺皆知’，过去对股票、证券市场的种种误解、偏见一扫而光，与其他一些地方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在先生看来，嘴上讲着市场经济，但当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证券市场活生生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时，反而惊慌失措地一味指责、天天泼冷水，或只要其优点、不要其缺点，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他爱屋及乌地说，“现在社会上对于证券市场上的一些责怪，实际上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责怪，对股市信心的动摇，也就是对市场经济信心的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护股市也是爱护市场经济。”其对证券市场的信念无人企及。这就是先生的个性。

    先生对证券市场如此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是源于他认识到证券市场的诞生是中国改革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的一项巨大成果，同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又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证券市场在中国，不仅具有其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且作为改革的产物，又具有反过来大大推动各方面改革的功能。没有证券市场，就没有国有资产的股份化和股份的证券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会停留在形式上和口头上，金融体系的改革也会举步维艰。“我国的证券市场还有一种特有的巨大作用，那就是，它是学习市场经济的伟大学校。千千万万的干部和群众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由对市场经济的完全陌生，连债券和股票的区别都不知道，到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学到了市场经济中许许多多的知识，特别是金融、融资、资本运作的知识，懂得许许多多的经济学知识，……，不管办多少学校也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给如此众多的干部和群众以如此广泛而又生动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学的知识，况且其中的不少知识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关于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

疼爱不溺爱

    董辅礽先生对证券市场的呵护有加，自有他著名的“婴儿论”为首。先生强调，要像看待和保护婴儿那样看待和保护证券市场。他说，我国证券市场真像婴儿在产妇经历了巨大的阵痛之后才诞生，“它也像婴儿那样，很不成熟，甚至有从母体（计划经济）中带来的胎记。”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搞证券市场的条件还不成熟，乃至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到15、20年后才具备搞的条件，因此就对他们认为是“早产儿”的证券市场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是应该满腔热情和充满亲情地鼓励和扶植其嫩稚的发展，“要敢于让证券市场的幼苗从计划经济的板结的土壤中拱出来。那时也不可能有证券市场的规则。虽然以后陆续有一些法规，也往往是被动地遇到什么，解决什么，既不系统，又不完善，而且多变”，只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成长，才可能逐步完善法规，逐步采取措施和手术去掉它与生俱来的计划经济胎记。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要保护人气”，因为只有聚集人气，市场才能发展、壮大。

    不过，尽管先生对证券市场深情款款，寄予厚望，但他倒确实不是一个护短的“家长”。先生说，对证券市场的各种毛病，“我们不是去否认，更不是去赞美”。早在1999年，先生就看到了有些市场参与者“有意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而那些循规蹈矩的‘小民’则只能任人摆布，甚至被宰割”，他怒斥庄家坐庄，“精心策划，操纵市场，设下圈套，鱼肉他人，获取暴利。”他主张多管齐下，解决股市的深层矛盾，提出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机构投资人，健全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的综合治理方案，亲自参与了证券立法和推动执法的实践。

    对于证券市场的规范与治理，先生一贯反对用搞运动的方式，反对下猛药给婴儿治病，提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工作中必须排除随意性，不做违背市场运作特点和规则的干预。”他告诫，“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用猛药来治理刚建立不久的证券市场，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我们原本想打击操纵市场的行为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由于用猛药而导致股市急剧下挫，可能反而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或者使证券市场一蹶不振。因此，先生以治洪为例，主张以疏为主，以堵为辅来解决证券、期货市场的问题。首要的是开正道，否则邪道难堵，”“不以疏为主，单纯地堵，或者堵不住，或者牺牲了市场的发展。”总而言之，“对中国证券市场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无序、混乱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对它泼冷水。不管中国证券市场发生过多少问题，它在摧毁计划经济、催生市场经济中的贡献不可磨灭，”而且“前程无量”。可见，先生对中国的证券市场，虽无溺爱，但十二分的呵护疼爱，而且是绝对的“望子成龙”，盼其早日发挥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则是再明白不过了。只是，先生一家除他之外，全然一个科学之家，而先生自己又从不理财，更未涉猎股市，他对证券市场的爱心绝无半点自利和私情。

    以先生对证券市场发展这样的牵肠挂肚和呵护疼爱，在不期而遇的股市大辩论中，先生会打破常规地说什么和做什么，我们已经不难想象了。

股市大辩论的是是非非

    2000年底、2001年初，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有很大影响的观点，持这个观点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集中抨击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炒作和股市泡沫，声援证券监管部门从2000年初开始的规范市场、打击坐庄炒作、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措施，认为“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很不规范”，“不规范的股市对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的危害极大。”“从深层次看，股市上盛行的违规、违法活动，使投资者得不到回报，变成了一个投机的天堂，”“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像一个可以偷看别人牌的不规范的赌场。他认为，做短线即投机与做长线即投资不同，投机炒作是一种零合博弈，只是钱从一个人口袋流向另一个口袋，并不创造财富。“想要依靠投机使一个国家或全体参与者富起来，那纯粹是一种幻想。”后来，他的观点被人形象的但也并不全面的概括为“赌场论”，“泡沫论”和“全民炒股论”。

    先生治学几十年，虽有改革开放伊始就喊出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石破天惊之举，却从来没有对某一个经济学同仁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批驳的先例。例如，尽管先生是以所有制改革振聋发聩于经济学界，但在80年代厉以宁教授“所有制改革优先”与这位经济学家“价格改革优先”的论战中，先生竟稳坐一旁，并未帮腔。80年代中后期先生的弟子以双轨制增量渐进改革论与以这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综合配套改革论之间的唇枪舌剑，也未撼动先生的修身定力，他依旧隔岸观火，旁若无人。先生生前说起他与这位经济学家从无宿怨，改革前的困难年代相互还帮过一点小忙。尽管在证券市场问题上，先生一贯对股市呵护有加，而这位经济学家一直警告股市泡沫，认为在股市遇到困难时的政策救市，是不当的政府托市行为，不过双方从未正面接触更不用说直接交锋。但是，这次先生如此珍爱和寄予厚望的中国证券市场，不仅象是遭了一大桶污水，而且在他看来简直是要被全盘否定的危急关头，年逾古稀的先生竟象年轻人一样跳将出来，对他认为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接受的“三论”迎头痛击，这恐怕是先生自己也不曾想到的事。

    接下来的事情更是出乎先生的意料，当先生有理有据地对股市的“赌场论”、“投机泡沫论”、“全民炒股论”逐一批驳之后，对方指出，他从不否认证券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只是反对过度投机炒作，反对庄家黑市，反对股市狂热和股灾，因为其结果只会使小投资者受损，对广大中小投资者，他从来都是“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因此，先生及他的同道人对证券市场的捍卫和反击，成了以偏概全、找错了对象地与风车作战，而秉性耿直的先生则老来当了回唐吉柯德。更糟糕的是，股市争论从一开始就预设的经济学良心与太黑、改革与既得利益的反抗格局，使得先生一干反击人等上来就大有“既得利益代表”、“庄家代言人”的嫌疑。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从理论上和道德上被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以至不久后在两会上记者采访时，先生如孩子般赌气和无忌地说，“我不懂股市，没有什么可说”。这就是毫无心计和童心未泯的先生！

    换个角度看，先生实际上是在以沉默作无声的抗议，抗议在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过程中，第一次把道德、良心，把利益影射和大众情绪带进独立的学术研讨和争论，从而使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我们后来看到，国有股市价减持的错误政策正是在此之后推出不久又被废止的，给国家、市场和投资者带来无端的损失，而恰好在此之前发生的经济学界股市大争论却没有能发挥它本应有的理论先导作用。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也是理论界应当记取的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深刻教训。

    客观地说，股市的批评者抓住了投机泡沫和坐庄炒作这个颇能拨动大众心弦的现象，因而一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而如先生这样的股市捍卫者，呵护心切，又由于不是自己的专门领域，没有抓住中国股市在股权分裂基础上溢价圈钱这个本质，这样对股市投资价值的认定，就缺乏可靠的基础，留下了被人批评的口实。因此，当股市在规范化的口号下打击了炒作、放开了圈钱，市场失衡，熊途漫漫时，争论的双方都受到相当多股民的责疑，就不难理解了。

领悟和遗愿

    股市大辩论之后，面对着节节走低、一泻千里的股市，先生一直在拷问着自己一个沉重的问题：我对股市的判断错了吗？

    认错，对先生来说并不是难事。先生从来不赞成自我包装和标榜，说没有一贯正确的经济学家。他自己在编集子出书的序言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认识或疏漏。但这次把道德和学术混起来的攻击使先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有人说我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我有什么利益在股市，想封我的口，他们封不住的。我还是要说，证券市场能够创造价值”。先生说，我国股市确实如批评者说从一开始就不规范，实际上就如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样，也不可能从头就很规范，但是，这个不太规范、有待逐步规范的股市绝不是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危害极大”，而是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推动极大，这是股市大辩论中双方站位和感情的真正差异。先生后来自己对这个争论的总结是：无名利之争，有是非之辨。

    既然先生自信自己的观点在方向上没有错，那么，为什么中国股市后来这样弱不禁风、一路走低，而没有象先生期望的那样，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呢？这是先生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在2003年10月中旬，先生刚刚被宣判为癌症晚期转移后几天，令我们所有去看望他的人惊讶的是，先生躺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上，仍然铺着“中国证券报”发表的“破解股市全流通谜局”的整版文章在阅读、思考。后来在美国治病期间用电子邮件答“中国证券报”记者问的时候，先生坦言，关于中国股市股权分裂和全流通的讨论“令人豁然开朗”，使他对中国证券市场许多明确的和若干缺失的认识环节一下子串连起来了。先生说，投机泡沫论、赌场论和全民炒股论，是把股市的全部问题都归结给了投资者一方。在2004年上半年，他身体尚好的时候，还一直对我们念叨，待病情好转后，他要把1998年在日本东京都写作发表的那篇“证券市场要为投资者的利益服务”一文的观点，大大发展一步，把股市的问题真正说透。

    令人万分惋惜的是，先生的病情后来急转直下，使他的设想无法再实现了。尽管如此，翻开先生“证券市场要为投资者服务”一文，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辨析先生想要表达的思想。

    先生在文中鲜明指出，“证券市场究竟为谁服务？这关系到设立和发展证券市场的宗旨”。设立证券市场既是为融资的公司开辟渠道，也是为投资者开辟渠道，那么，“证券市场究竟是为上市公司的利益服务，还是为投资者服务，或者同时为二者服务？”先生的结论是，“证券市场说到底就是为投资者的利益服务。……离开了为投资者利益服务，证券市场就脱离了正确的方向”。“如果在投资者利益之外再图什么公司的利益，那必定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不恰当地强调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而且，由于“实际上大小投资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证券市场不强调为小投资者的利益服务，只能导致不公正、不公平。”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正是证券市场一味地强调为大股东融资，变现服务，为上市公司的圈钱和再圈钱服务，而全然不顾中小投资者的损失和利益，立市的宗旨出现了重大的偏差，才导致了市场的极度衰弱和萧条。

    先生同时认为，“管理也是一种服务。管理的本意在于制定合适的规则并监督这些规则的遵行。”“如果对证券市场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实际不理解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扭曲为领导和服从的关系，那就会导致证券市场管理中的随意性，或者将这种关系颠倒为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先生强调，管理者有如球场上的裁判，自己也要受规则的约束。实际上，我们看到，从不顾国情引入市场化发行和增发到国有股市价减持，从支持和纵容大型企业在境内外异价上市到颠倒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以股抵债，裁判员的屁股一再坐歪，这才是中国股市一蹶不振的真正根源。

    先生没有来得及发挥他的这些思想就走了，带着他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无限珍爱，带着他对股市投资者的深深同情，带着他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诸多牵挂，只给我们留下了他在病中最后的呼吁：“证券市场要理直气壮的为投资者服务”“现在是主管部门下决心的时候了！”

    股市真能从为融资者服务转为为投资者服务吗？这将是广大投资者的大幸，是中国证券市场和金融安全的大幸，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大幸，也最终会是目前资金渠道匮乏的众多融资者的大幸。有过太多挫伤和失望的人们在怀疑中观望，先生在冥冥中祝福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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