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我的良师益友

    “董辅礽教授表现出一位有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我对他的这一精神尤为敬佩。”

    董辅礽教授离开我们走了，我心中怅然若失。

    我和董辅礽教授的交往和友谊始自1988年，以前只听说过他的名字，也读过他的文章，但始终不得谋面。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选举时，我和他同时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同时被选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我则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而且只有我们两人是学者型的不脱产的副主任。

    尤为湊巧的是我们两人都是浙江的代表，籍贯又都是宁波人，五年期间又都是宁波组一起讨论。当时代表都是两人一室，五年间我们两人总是在一室，又都常回家乡了解情况，视察工作。更令我惊奇的是我们两人又都是留学的同学。我是1951年派去的，读本科，他晚四年去，读研究生。我在莫斯科大学，他在国民经济学院，都在莫斯科市内。回忆起当年意气风发的留学生活，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联盟的想法，我是从与董辅礽教授一起参加一些活动时开始的。的确，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每到宁波都要进行实地调查，掌握一些宁波经济发展的数据和材料，然后根据一些数据来说明宁波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正是这样，他的意见就很中肯，既不是夸夸其谈，也不是领导人的原则指示，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务实精神，也表现出他捕捉问题及其本质的敏锐性。

    在浙江，一度把温州模式与宁波模式对立起来，似乎温州是走私营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即使是在政治气氛紧张的时候，温州人的压力很大。董辅礽教授一贯主张发展并保护私有经济，给温州经济以很大支持。即使在政治气氛变化时，他也是旗帜鲜明地不改变自己立场，我曾为他捏一把汗。

    他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新上市也很关心。他曾约厉以宁教授和我作为三人专家组赴山西对山西汾酒厂的上市进行调查并把关。我的一些经济学知识是从他那里学到的。我常对他说，你们是经济基础，我们是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哪有上层建筑！

    董辅礽教授对法律的制订与法制建设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时，财经委员会要起草一些法律，有些法律的专门性很强，需要由学者来牵头。其中证券法由厉以宁教授牵头，信托法由我牵头，破产法则由董辅礽教授牵头。

    董辅礽教授很重视破产法，他强调市场要有自由的准入机制，也要有合法的退出机制，破产法应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企业退出机制。破产起草过程中最初召开的一些国际研讨会他都亲自参加。法律方面的一些专业术语他也问我。新的破产法不久前已经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实，这部法律的基本轮廓在五六年前就已形成，其中也有董辅礽教授付出的辛劳和智慧。

    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董辅礽教授、厉以宁教授和我是三位不脱离自己工作岗位的学者型常委。学者型常委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往往具有独立性，其观点也不尽然与主流观点一致。董辅礽教授的发言很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不人云亦云，从不亦步亦趋。他的观点具有独立性，论据充分，令人信服，这反而会给领导决策时多一重思考角度，体现出一位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良知。那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一年多就遇到了一场政治风波，当时常委会会议上形成了压力很大的批判风、讨伐风。但董辅礽教授表现出一位有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我对他的这一精神尤为敬佩。

    董辅礽教授身体一直很好，冬天他也只穿一件衬衫，从未见过他穿毛衣。他说，这是在苏联学习时养成的习惯。我曾对他说，以他的身体状况，虽然比我大几岁，肯定是要比我长寿的。没想到他竟身患绝症，客死异国。悲哉！我国学术界失去了一颗巨星！谨以此文悼念我这位经济学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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